習近平總書記最早在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上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此后又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這一概念，并強調要從理論上對其進行總結和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新質生產力理論突破了西方經濟增長理論著眼于一般性技術進步的局限，將其提升至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的戰略高度，并看到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引發的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關于生產力認識的中國話語和中國理論，成為引領世界發展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新質生產力理論開拓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新路徑
世界經濟總是處于不平衡的發展格局，任何后發國家都不會甘心落后，都有趕超的強烈愿望。然而，從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出發探尋趕超之路的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外生增長理論描繪的各國經濟的趨同在現實中沒有實現，而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結論支持各國經濟的發散和分流，二者都沒有提出后發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可行路徑。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國競爭加劇以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形成的歷史性交匯對生產力發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創造性地提出了“新質生產力”這一嶄新概念，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理論將我國在崛起過程中積累的成功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理論學說，揭示出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一般規律，為后發經濟體實現經濟趕超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回應了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可能性及其現實路徑這一世界之問、時代之問。
新質生產力理論描繪了一條通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實現生產力躍升的趕超之路。趕超的起點是科技的趕超。誠然，發展中國家能夠在與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中享受到技術外溢的福利，從而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換代和國際化進程。但是，這種外溢的技術只會是一般性的科學技術，這種技術帶來的升級換代是將發展中國家鎖定在產業鏈、價值鏈低端環節的升級換代，這種技術所促進的國際化進程是發展中國家淪為發達國家經濟附庸的國際化進程。這種技術帶來的不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趕超，而是持久的落后。真正能夠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向趕超的，是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引發的生產力的躍升。這種生產力的躍升才是推動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的根本力量。但是，原創性、顛覆性技術是買不來、要不來、討不來的，必須依靠自力更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基于此，新質生產力理論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視為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主張以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的突破實現生產力的躍升，通過解放發展生產力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最終實現趕超。
新質生產力理論展示出一條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以產業升級構筑競爭新優勢的趕超之路。趕超的落腳點是產業的趕超。以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創新是一國增強核心競爭力、搶占發展制高點的關鍵。在現有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發達國家憑借自身對關鍵核心技術的壟斷，企圖將發展中國家長期鎖定在產業鏈、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處于“低端鎖定”中的發展中國家受到發達國家的剝削和控制，自然難以實現趕超。在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框架下，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載體。這一理論主張“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即通過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來沖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推動本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壯大，形成實現趕超的先進生產力。遵循這一理論脈絡，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就不能被動地接受國際分工，而應該主動以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推進產業升級，依靠產業的趕超實現經濟的趕超。
新質生產力理論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話語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在世界銀行2007年發布的《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中提出，用以形容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在達到一定收入水平后不能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最終無法跨入高收入國家的現象。事實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弱化了后發國家的國家能力，從而使其喪失了崛起的必要條件。具體而言，過度市場化使政府在市場失靈時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引發經濟結構惡化、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阻礙經濟發展的轉型；私有化則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通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喪失削弱政府干預的能力，使其無力推動經濟轉型；自由化則通過宣揚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致使大量外資涌入發展中經濟體，擠垮或控制其產業，使該國經濟最終被外資所掌控，淪為發達國家的附庸，喪失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不同于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過度宣揚，新質生產力理論強調在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基礎上推進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從而形成強大的創新合力，為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動能，實現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破解。
新質生產力理論強調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在推進科技創新方面的顯著優勢，協同推進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積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創新動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這意味著新質生產力理論自提出伊始，就從科技創新資源的整合方面提出了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發展要求。在這一理論框架下，政府與市場都是提升國家創新能力推動生產力躍升的重要主體。政府不僅通過加強頂層設計把握科技創新的前進方向，推動優質科技創新資源向發展先進生產力集聚，還以財政補助、稅收減免等手段降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成本和風險，引導市場主體積極投身科技創新活動，為其營造良好的科技創新環境，同時在市場不愿踏足的高投入、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的原創性、顛覆性技術領域進行先行攻關，彌補市場失靈，滿足國家經濟轉型對關鍵核心技術的戰略需求。市場則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激勵企業在新興技術路線上試錯、競爭和合作，充分發揮市場主體迅速把握市場需求、經營管理靈活和專業化程度高的突出優勢，加快科技創新成果的落地轉化，推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的持續涌現，助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新質生產力理論啟發著廣大發展中國家重視政府作用的發揮，依靠政府與市場的結合力量推進科技創新，為形成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內涵型經濟發展模式創造條件。
新質生產力理論有助于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
新質生產力理論有助于開創人類文明的嶄新形態。當前，工業文明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在工業文明時期，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創造出超越以往任何文明時期的物質財富，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與此同時，與這一文明相伴隨的是全球資源短缺、世界能源危機和生態環境危機。這使得工業文明呈現出鮮明的矛盾性，即“它能夠將人類的物質財富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也能對社會造成前所未有的傷害”。究其原因，西方工業文明建立在人與自然的對立以及對外擴張和剝削的基礎之上，其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方面，西方工業文明遵循人類征服自然的價值理念，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視為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無限攫取自然資源以實現資本積累。這種對自然界的貪婪宰制帶來的是人與自然矛盾的激化，也就難以實現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西方工業文明表現出侵略擴張性和剝削壓榨性的特點，依靠全球性的殖民侵略和資本擴張驅動自身的文明發展進程，這種犧牲他國利益實現自身繁榮的發展路徑顯示出強烈的不可持續性。與西方工業文明不同，新質生產力理論將帶領全人類開創出嶄新的文明形態。在這一理論框架下，生產力由改造性的生產力轉變為保護性的生產力，強調通過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動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促進綠色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呈現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此外，不同于西方工業文明通過對外擴張和剝削尋求發展動力，新質生產力理論主張通過對內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生產力的躍升形成文明進步的強大驅動力，從而推動開創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
（作者：周文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許凌云，單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