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來的經濟思想史，就是秉持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歷史，是不斷推進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歷史。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深化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如涓涓細流在中國知識界流傳開來，在這一傳播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走在最前列。1899年，廣學會在上海出版的《大同學》，是中文最先提到馬克思恩格斯名字及其思想的著述，該著作就是從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切入的。1903年，上海翻譯出版的日本學者田島錦治的《最新經濟學》和福井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經濟思想進一步傳播的代表性著述。《最新經濟學》對“共產主義派”和“社會主義派”的經濟學說作了粗陋介紹，認為“共產主義派”經濟學說“主張廢除私有制，以求各人平等”，“社會主義派”經濟學說“僅言土地及資本可為共有。其他享財產皆許其為私有者也”。《近世社會主義》提到馬克思“講究經濟上之原則”，形成了一種“新社會主義”，與這一“新社會主義”相比，此前以歐文、圣西門和傅立葉為代表的英法兩國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空想的學理”與“兒戲的企圖”罷了。《近世社會主義》評價《資本論》“實為社會經濟上之學者之良師”“為一代之大著述”，并評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幾本政治經濟學著作，包括：《自哲理上所見之貧困》（《哲學的貧困》）、《資本論》、《自由貿易論》（《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英國勞動社會之狀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過程中，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濟學說的介紹和評價比較粗淺、簡陋，具有明顯的自發性，許多理論觀點也只是在對日本學者相關論述編纂迻譯的基礎上形成的。之后，又經過近20年的演進，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逐漸形成。
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生成
20世紀初，在中國社會矛盾急劇發展的過程中，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洗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涓涓細流，逐漸匯聚成強勁的思想潮流，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改變中國的思想指南。李大釗等一批早期共產主義者，把馬克思恩格斯經濟思想主動運用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開始萌生。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和第6號上分“上篇”和“下篇”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從整體上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作出闡釋；“下篇”對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剩余價值學說和資本學說作出闡釋。值得一提的是，在“上篇”，李大釗提出應“先把‘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說一說”。他“略說一說”的結論是：馬克思“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證明與從來的個人主義經濟學截然分立，而別樹一幟，社會主義經濟學才成一個獨立的系統，故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不能不推馬克思”。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一認識，同恩格斯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的觀點正相耦合。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以改造中國社會為主要任務，政治經濟學被視作探尋“世界改造原動力的學說”。1922年5月，陳獨秀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中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和行為具有“實際研究”和“實際活動”這兩大精神，“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他認為，研究馬克思的學說“須發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社會革命的原動力”。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具體實際、與中國革命“實際活動”相結合，使其成為中國“社會革命的原動力”，這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表現。
以十月革命后俄國經濟狀況為鏡鑒，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運用于中國實際，理論自覺的意識和能力不斷提升。1920年10月，瞿秋白作為《晨報》記者赴蘇俄考察，撰寫了大量報道蘇維埃政治經濟情況的通訊。其中的《共產主義之人間化》《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具體介紹了蘇俄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過程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瞿秋白提出：“‘我們’要能解決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必須先明白，由未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時，過渡于社會主義的政策，當用何種間接的方法態度。這是問題中的要點。”這實際上是瞿秋白聯系俄國革命理論和實踐對中國革命現實問題的思考。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高度重視把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深入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黨的二大以列寧的基本理論為指導，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尚處在初步發展階段，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特別是他們的代表軍閥和官僚是阻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殘酷壓迫人民的主要反動力量。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歷史自覺
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是在中國社會革命實踐中上升為歷史自覺的。
歷史自覺體現為深邃的歷史情懷。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毛澤東在1919年就提出：“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深邃的歷史情懷滲透于中國共產黨思想發展全過程，也滲透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全過程。
歷史自覺體現為深刻的歷史觀照。建黨百年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過程，始終同中國經濟社會形態的歷史變遷同行，發揮著理論先導作用，成為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思想指南。百年來中國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從根本上展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觀照。
歷史自覺體現為強烈的歷史擔當。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的中國革命的奮斗目標中，把“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列為首要目標和任務。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兩大歷史任務的思想，即“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后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發展階段和理論建樹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內在稟賦。從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的結合上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可以分作四個時期：
第一，中國共產黨成立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性質作出科學判斷，創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及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及經濟政策、經濟發展前途等問題作出系統論述。
第二，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運用和發展，形成了我國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經濟制度轉型、經濟體制轉型和生產力持續增長同步發展的道路；從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立，到改革開放開啟之前，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基礎、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取得了一系列獨創性成果，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理論，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理論等。
第三，從1978年至2012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時期。中國共產黨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在系統把握這一階段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整體關系上，創造性地提出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科學發展和對外開放等理論，形成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結構和體系。
第四，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再次實現創新發展。2017年底，黨的十九大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境界。2020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十四五”發展規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思想，再次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意蘊。
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形成的經濟思想，不僅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實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而且把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新思想，上升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內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這里講的“理論創新”，一方面是繼承性創新，即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實際的過程中，獲得的創新性的理論發展。比如，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的繼承中，得出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觀點。另一方面是集成性創新，即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承和發展的同時，也注重對國外各種經濟思想中有價值和可借鑒成分的吸收，注重對中華傳統經濟思想的轉化和發展，實現多方面思想資源綜合而成的創新。比如，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思想，既有作為主導的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思想，也借鑒了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的保護生態環境的理論，還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轉化和發展。
這里講的“理論創造”，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發掘和創造性運用。比如1978年，鄧小平從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解讀中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就說過：機器生產的發展要求自覺地應用自然科學。”從中發掘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源頭。二是指完全以中國的具體實際或當代世界發展的新的現實為根據，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始性創新，比如，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進行的理論創造。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毛澤東思想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集中體現在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分析、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闡釋中。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依據中國獨特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走出了富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道路，創造性地形成了獨特的過渡時期理論；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探索的過程中，提出包括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發展戰略、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原則等在內的一系列“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合乎中國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比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凸顯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新發展理念是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艱辛探索的思想凝練和升華，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按照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總要求和大趨勢。
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在理論框架上分作三大板塊：第一，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本質特征和根本立場。第二，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關于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柱石。第三，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和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方法。
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新的開創性探索。在對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系統謀劃和精心部署中，習近平總書記抓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著重于處理好五個關系。一是“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做好‘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有機銜接”。這是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和根本任務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要求。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好發揮我國制度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論斷，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三是“處理好開放和自主的關系，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既是要提升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更是要提升我國經濟發展自主能力。四是“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有效防范和應對可能影響現代化進程的系統性風險”。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必須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五是“處理好戰略和戰術的關系，制定出一個高瞻遠矚、務實管用的規劃建議”。在新發展階段，要著力處理和解決好諸如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完善城市化戰略，調整優化科技投入和產出結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等問題。這些戰略和戰術是涉及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必須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系。
（作者：顧海良，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