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的重要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的重要文獻，第一次提出加強共產黨員思想修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把加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建設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結合起來，使馬克思政黨建設理論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又誕生和成長于中國大地，具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把構建和諧的黨內關系與黨群關系高度統一，把紀律和自由高度統一，把“知識、信念、行動”高度統一，把歷史的必然性和自身的先進性高度統一，把繼承與創新高度統一。這些政治文化蘊藏著黨不斷獲得成功的密碼，在100年的偉大實踐中鑄就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政黨自信，并逐漸沉淀為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基因圖譜。
把構建和諧的黨內關系與黨群關系高度統一
從1921年只有50多名黨員的小黨到如今9100多萬黨員的百年大黨，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他們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經歷千難萬險卻始終意志如磐？這就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黨內和諧關系，簡單地說就是至誠質樸的同志關系。這種共同的“志向”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追求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如同毛澤東所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種和諧的黨內關系是建立在共同政治思想原則基礎上的平等、互助、合作、共進的同志關系，完全不同于國民黨和資產階級政黨內部派別林立、互相牽制、自我消耗的惡性競爭關系；反對以個人為中心，以血緣、親緣、鄉緣、熟人、朋友等為紐帶建立的互相利用的圈子關系，也反對市場經濟原則侵蝕導致的利益交換關系，更反對特權思想造成的人身依附關系。中國共產黨和諧的黨內關系，使共產黨人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奮斗的百年征途上，始終做到同心同德，迎難而上。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構建和諧的黨群關系是和諧的黨內關系的必然延伸。把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體性”運用于中國實際，緊緊相信和依靠人民，始終保持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是共產黨最鮮明的政治特色。毛澤東深刻指出，剝削階級講愛民，同愛牛差不多，為的是用牛耕田，從身上擠奶。我們黨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一部分，要組織人民為自己的利益奮斗。新中國的成立，使億萬人民翻身得解放。改革開放又使得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地富裕起來。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實踐中更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全黨的奮斗目標，通過精準扶貧在中國消除幾千年來一直存在的絕對貧困，全力打造新時代“黨離不開人民、人民離不開黨”的命運共同體，做到領導而不是包辦、代表而不是代替、服務而不是恩賜。黨群關系呈現良性互動的特點：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創造屬于自己的幸福美好新生活，不斷增加獲得感；又在實踐中體會到黨的領導的正確和英明，更加擁護黨的領導，黨的執政地位進一步鞏固，黨群關系更加密切了。
把紀律和自由高度統一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任何一個組織，尤其是政治組織都必須有自己的規矩和紀律，否則就會呈現一盤散沙。共產黨的力量來自組織，以及在嚴密組織基礎上建立的嚴格的紀律，紀律反映了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黨的事業全局，為每個黨員發揮積極性創造性提供了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靠革命的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嚴守黨的紀律”已經成為入黨誓詞的一貫要求。毛澤東強調，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他為革命軍隊提出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黨的先進性的重要表現，也是人民軍隊不斷戰勝強敵的不二法寶。1938年10月，鑒于張國燾不遵守黨的紀律，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軍閥主義行為，毛澤東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重申并歸納了黨的“四個服從”的紀律。他強調：“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從黨的七大開始，“四個服從”被寫入黨章。最終經過大浪淘沙，把我們黨真正建成一個有共同理想、嚴格紀律的先進政治組織。
然而，這種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和黨員個人高度的積極性創造性又是統一的。強調嚴格的政治和組織紀律、強調統一意志同時又保護、發展黨員個人積極性、創造性的文化，能夠使全黨紀律嚴明、行動統一又朝氣勃勃、富于創造。黨的事業的發展、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落實，也依賴廣大黨組織、黨員充分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這就要求把黨內民主作為激發黨員積極性、責任心和創造精神的酵母，但是這絕不是為民主而民主，而是要正確發揚民主，把民主落實在增強黨的戰斗力上。抗戰時，黨面臨著團結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艱巨任務，迫切需要發揮各級領導機關、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積極性。在此情勢下，1938年10月，毛澤東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突出強調黨內民主問題。他指出：“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黨成為執政黨的條件下，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提出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標。他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十八大以來，黨以多年經驗為基礎，在這個問題上做了進一步創新。“四個意識”、“兩個維護”、“四個服從”和“四個尊重”結合，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和高度的個人積極性創造性相結合，科學解決了個人和組織的關系問題，讓全黨在思想解放中達到統一思想，活躍而又有序，全體黨員團結為一個整體而每個黨員又是活生生的個體。
把“知”和“行”高度統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強調“知行合一”，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這一傳統，始終把學以致用、理論付諸實踐、指導實踐作為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馬克思主義這個“知”體現的是科學和價值的統一，它既是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又是工人階級政黨和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是帶著救國救民的緊迫感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旦馬克思主義從一種學說變為信仰，立即成為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論武器。正如毛澤東所說，“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鄧小平在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時指出：“為什么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主義是能動的學說，而不是僵死的教條。毛澤東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在于應用。”1921年黨的一大就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同教條主義的不斷斗爭中，毛澤東帶領部隊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靠實踐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嶄新道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又順應時代潮流、滿足人民期待，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成功開辟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各次集中教育活動，始終貫穿著學以致用、把理論知識內化為信念、外化為行動的嚴格要求；始終堅持以目標為導向、以實際效果為檢驗標準的工作思路。得益于知行合一、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政治文化，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學習和黨內思想教育不斷取得豐碩成果。100年來在知行統一中，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提高了理論自覺和思想覺悟，樹立和堅定了理想信念，并把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付諸實踐，變成改造世界、推動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發展的物質力量。
把歷史的必然性和自身的先進性高度統一
創業而非守成的文化，能夠保證黨永遠開拓前進，完成遠大歷史使命。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的造反者，大體經歷了這樣的演變軌跡：創業、守成、怠惰、腐敗、滅亡，這是他們始終無法跳出的歷史周期。先進的工人階級政黨則與此不同。共產黨人的崇高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又空前艱巨的事業，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是共產黨人賴以存在的信仰之基，任何時候都要堅守，不能有絲毫的動搖。離開了共產主義，我們就不能叫做共產黨。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
如何在歷史的必然性中行穩致遠？答案就是中國共產黨永葆自身的先進性。具體來說，就是需要一代代共產黨人持續不斷地艱苦創業、開拓前進，才能完成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的社會變革，推動社會進步，直到完成遠大歷史使命。實際上，黨在執政前就開始思考這方面的問題。1944年，中央決定在整風運動中印發郭沫若總結明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黨以李自成的教訓為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新中國成立前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振聾發聵地指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全黨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他提出的“兩個務必”成為激勵共產黨人永遠前進的“錦囊”。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黨又及時依靠自身的先進性開始新的創業，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并不斷取得理論和實踐的新成果。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了繼續保持黨的先進性，鄧小平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認為這是我們黨永葆蓬勃生機的法寶。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支持和領導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并把“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明確要求在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保持黨的先進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新思想，以鞏固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使百年大黨依然生機盎然。
把繼承與創新高度統一
中國歷史悠久，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蘊藏著極其豐富的寶貴思想資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在分析中吸收、在繼承中創新，在黨的建設尤其是思想建設方面吸取了大量的有益養分，并進行了成功的創造性轉化。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是在對先秦儒家的“倫理——政治哲學”進行了合理揚棄和吸收基礎上，創造了中國共產黨特有的黨性修養理論。這個修養理論源于傳統文化又高于傳統文化，強調共產黨人的修養不是為個人的成功而是為人民的解放；這個修養不是脫離實際的修身養性，而是在革命斗爭實踐中百煉成鋼。修養理論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思想建設和黨性鍛煉的經典，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固步自封的科學。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繼承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因此，黨的政治文化建設，也必須勇于開放，在開放中吸收和借鑒一切優秀的思想文化資源。只有開放才能實現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人類文明是多樣豐富、互相補充的，世界上任何民族在文化上都有長處和局限，各種文化的交流既不可避免，又十分有益。政黨文化亦是如此。一個政黨越是先進，越是敢于大膽借鑒外國政黨的有益思想資源。當今世界，各種文化思潮激蕩、互相影響。中國共產黨在以我為主基礎上進行開放，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敢于借鑒和吸收，但是絕不照搬外國模式。這是百年大黨的成功之道，也是今后黨永葆輝煌的關鍵所在。
（作者：姚桓、黃峰 北京市黨的建設研究會黨建智庫研究員、北京黨建研究基地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