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顧中國共產黨走過的百年歷程和鑄就的世紀偉業，人們不難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史就是一部創新史，是一部不斷進行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創造出眾多的新事物和歷史奇跡，在不斷的創新中開辟著通向勝利的道路，取得革命建設的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關鍵就在于不斷進行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1］本文把我們黨百年以來進行的重大創新簡要闡述如下。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中國和世界政黨史上的重大創新
政黨是近代社會政治生活歷史發展的產物。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國和世界政黨史上的重大創新。
從中國的政黨史看，中國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一樣，先有資產階級政黨，后有無產階級政黨。19世紀90年代出現了有組織、有綱領、初具政黨性質的興中會和強學會，1905年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建立了具有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1912年，同盟會聯合4個小黨派改組為國民黨。1919年正式稱為中國國民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五四運動后，在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宣布自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政黨，黨的綱領明確提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2］1這就從黨的指導思想、黨的綱領和黨的階級基礎等方面，明確宣布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無產階級的數量只有200萬，而農民如同汪洋大海，數量有數億之多。在一個農民大國中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這在中國歷史和中國政黨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是中國政黨史上的重大創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
從世界的政黨史看，真正的政黨組織最早是在歐美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產生的。如17世紀70年代在英國出現的“輝格黨”和“托利黨”，19世紀30年代在美國產生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發展，歐洲的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誕生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開始出現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于布魯塞爾創建了德意志工人協會，1869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建立，1879年法國工人黨成立。1898年俄國成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分化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后，建立了布爾什維克黨，此后歐美各國都紛紛建立工黨和共產黨。但在亞非拉國家中，由于工業化進程遲緩，無產階級力量弱小，無產階級尚沒有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同時，也沒有作為無產階級政治組織的政黨建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1919年共產國際建立，亞非拉國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覺醒，1920—1921年才在少數幾個國家中相繼建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與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印度、阿根廷、南非等國的共產黨，作為最早一批在亞非拉國家建黨的政治組織，改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沒有無產階級政黨的狀況，由此深刻改變了世界政治發展的趨勢和格局，這在世界政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是世界政黨史上的重要創新。
二、中國共產黨開創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道路是對馬克思主義民主革命理論和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重大創新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宣告“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2］1。192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提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就在中國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192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并提出“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經歷了大革命（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戰爭（1927—1937年）、抗日戰爭（1931—1945年）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1946—1950年）四個歷史階段，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
在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中，主要出現過兩種類型的革命：一種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種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反對資本主義統治、以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為目的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認為，由于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所以，在中國，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行不通，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由于脫離實際也行不通。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革命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區分為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新”是因為：第一，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此前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屬于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此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第二，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三，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并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在這些區分中，革命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是區別新舊民主革命的主要標志。毛澤東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3］647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創立，解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動力、對象、任務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民主革命理論的重大創新，并最終引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還有，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走發動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道路。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武裝起義是這樣，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也是這樣，走的都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也力圖走通過發動中心城市起義奪取政權的道路，但沒有成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慘痛教訓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的理論。毛澤東認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通過戰爭解決問題。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城市是反動力量統治最牢固的地方，農村是反動力量統治最薄弱的環節，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首先要在反動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發動農民武裝暴動，建立人民軍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在為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斗爭中，我們黨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深入開展土地改革，建立了穩固的農村根據地，形成了對城市的包圍，最后奪取了全國政權，建立了新中國。實踐證明，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民主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對馬克思主義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初步構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基本完成和土地改革運動結束，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和黨中央從我國實際出發，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問題。從1952年下半年至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僅僅用了4年時間，我國就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實質上就是一場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社會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勞動人民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一般是要通過暴力手段才能完成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由于我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已經用暴力手段推翻了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了國營經濟；又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因而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用和平方式，采取贖買政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方式，把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和平跨入。
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又叫農業合作化運動。1953年，黨中央制定了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中國農村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廣大農民積極參加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到1956年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歷了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三階段后基本完成，全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96.3%，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合作化道路，把個體手工業經濟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程。通過手工業供銷生產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三種形式，逐步把大量分散的個體手工業者組織起來。1956年底，參加手工業合作組織的人數已占全國手工業從業人數的90%以上，基本上完成了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將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毛澤東深入分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贖買的可能性，他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在民主革命時期具有兩重性，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也有兩重性。他們既有剝削工人階級的一面，又有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從1954年至1956年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進行，黨通過采取“和平贖買”政策，逐步把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且將企業的改造與人的改造相結合，逐步將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極大解放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起來。這是20世紀中國的一次歷史性巨變，為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國家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轉變奠定了制度性基礎。同時，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與實踐，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創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中國經驗。
四、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是對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社會主義社會有無矛盾，這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是一個重大問題。在蘇聯，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的觀點曾盛行一時。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是完全適合的，蘇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團結合作，其政治上道義上都是一致的。直到1952年，他才勉強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會有矛盾，如果政策不對頭，也是要出問題的。在中國，斯大林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也產生了影響。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很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社會還存在著矛盾，因而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無所適從。這樣，怎樣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就成為了我們黨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毛澤東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的初步實踐，深刻分析了新中國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面臨的十種重大關系。毛澤東指出：“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4］744明確肯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并向全黨提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問題。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這一矛盾的實質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此，大會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樣，黨的八大在肯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基礎上，首次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表述。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雖然不夠準確，但其實質是強調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生產之間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實踐證明這是正確的。
1957年2月27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類矛盾和基本矛盾問題。毛澤東指出：“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4］757他強調說：“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4］759對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來解決；對人民內部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他還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進行了深刻闡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4］767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狀況，他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4］768
毛澤東和黨中央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這些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為我們黨深刻認識和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發展中的各種矛盾，科學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
基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認識的不斷深化和中國的發展實際，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論斷，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創新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需不需要改革和怎樣進行改革，這是在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后兩年中黨的工作的徘徊局面，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鄧小平在講話中尖銳指出，在我國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中存在著一系列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環節和方面，“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5］150。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明確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對于實現四個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而“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6］4。正是基于對我國社會基本矛盾狀況的這一科學分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掀開了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波瀾壯闊的改革篇章。在改革逐步深入開展的基礎上，相繼頒布實施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體制改革發展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破除了一系列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弊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我國的生產力，極大促進了我國的快速發展和崛起。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確定為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革要有新突破，確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繼續深化改革，要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全面提高開放水平，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2012年，黨的十八大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要求全黨“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7］14。面對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克難階段的現實，2013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頂層設計和全面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此，中國改革進入系統協調、整體推進、全面深化階段。到2020年，經過全黨上下的艱苦努力，各方面共推出2485個改革方案，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文化體制改革創新發展，社會體制改革全面進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推進。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定型，支撐起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在主要領域基本形成基礎性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更加成熟。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歷經40多年的體制改革，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地域之廣、人口之多，都是史無前例的。改革涉及內容之多、難度之大、變化之深、影響之廣，也是世所未有的。經過體制改革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僅是對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創新，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曾設想的沒有商品、沒有貨幣、沒有市場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
六、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對外開放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的重大創新
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之后，需不需要對外開放，如何發展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這是國際共運史上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按照馬克思“共同勝利論”，世界主要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后不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列寧在領導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中，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振興和發展經濟，主張蘇聯可以通過實行“租讓制”等措施，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資本。但斯大林逐漸放棄了這些主張，提出蘇聯能夠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后，斯大林又提出“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理論，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開展交往合作而不需要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合作關系。這種主張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開放長期處于不正常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由于復雜的國內國際因素，我國的對外開放在很長時間里處于不正常狀態，結果使得我國發展緩慢，與發達國家和周邊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鄧小平在總結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經驗教訓時強調指出：“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5］64他強調說，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8］117。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作出進行體制改革的歷史性決策的同時，也作出了實行對外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提出“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5］5。1979年7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首先對廣東和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城市設立經濟特區，以吸收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的對外開放從此開始邁出歷史性步伐。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根據當代世界發展的形勢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步經驗，對中國的對外開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實施提供了指導思想和重要理論依據。他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落后，就必須開放”。［8］266根據鄧小平的一系列指示，我們黨把對外開放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先后作出了創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經濟開放區、開放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加入世貿組織等重大決策，推動我國對外開放由南到北、由東到西層層推進，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領域全面對外開放的格局，極大推進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大力推進對外開放，“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7］19。2013年9月和10月，為擴大和深化中國的對外開放，加強和亞歐非及世界各國的經濟互利合作，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這些重大決策把我國的對外開放推向了新高度，形成了21世紀中國走向世界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在推進對外開放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系統地闡明了中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對外開放應堅持的原則、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對外開放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和適合經濟全球化的對外開放理論，開創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全新格局。中國共產黨的對外開放理論與實踐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對外開放理論，是對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理論與實踐的重大突破和創新。
七、中國共產黨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最初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經驗。此后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成功地開辟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由于蘇聯的經濟社會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后來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程度上模仿和照搬了蘇聯的模式；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發展，蘇聯模式高度集權、日益僵化的弊端逐漸暴露。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毛澤東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步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要“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為此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1979年，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就提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5］163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8］3自此以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全部理論與實踐工作的主線。
路線決定道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緊密相關。在改革開放初步實踐的基礎上，根據鄧小平關于黨的基本路線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黨的十三大首次對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作出了科學概括，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9］15。黨的基本路線實質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內容作出了表述。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提出并堅持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作出了新的貢獻。黨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了新論述、新貢獻，提出并實施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逐步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強調實施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確立了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辛探索和不斷實踐，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總結概括，黨的十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對黨的基本路線進行了新的表述。據此，可以作出如下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中國共產黨人成功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以往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計劃經濟、追求單一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理與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相結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把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相結合，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文化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結合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堅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強調建設富強民主文明與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是對以往社會主義奮斗目標和建設途徑的重要創新。
八、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發展理論和發展模式是對當代世界發展理論和發展模式的重大創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如何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黨和國家面臨的新的歷史性課題。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了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4］715。1956年9月，黨的八大決議明確指出：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1959年底1960年初，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要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思想。［10］116在此前后，毛澤東還提出了實現工業化必須建立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等重要思想。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高度重視發展問題，對發展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鄧小平指出：中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發展就是擺脫落后狀態實現現代化；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核心問題；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自己；中國的發展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發展是硬道理，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改革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中國經濟發展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在1990年實現溫飽，第二步在2000年實現小康，第三步在21世紀再用30年到50年的時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20世紀末，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努力，我國勝利實現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從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緊抓住發展這個當代世界和中國的主題，對中國的發展問題作出了一系列與時俱進的論斷。江澤民指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本世紀頭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發展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要堅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要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問題，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強調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要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以人為本是核心立場，必須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全面發展，必須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統籌兼顧是根本方法，統籌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工作，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各方面利益關系，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不斷開創中國發展的新局面。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不斷推進理論、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和協調性；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推進美麗中國建設；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必須堅持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20年11月，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經濟總量從排名世界第十位快速提升為世界第二位，7.7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擺脫貧困，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左右，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火車頭，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人間奇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國紛紛推行現代化發展道路，其基本類型不外三種模式，即西方歐美模式、蘇聯斯大林模式和亞洲四小龍模式。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作為后發模式之所以獨樹一幟，除了中國創造性地吸取了各種模式的成功經驗外，恰恰又在于中國道路與所有這些發展模式都不相同，是對所有這些發展模式的創新。首先，中國發展模式是對西方歐美模式的創新。我們黨歷來認為，搞現代化需要向西方學習，但必須反對“全盤西化”，決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我國走的是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對“四小龍”的東亞模式的創新。“亞洲四小龍”創造了在亞洲落后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奇跡，較之西方國家而言，對我們的參考借鑒作用更大。但我國在發展的基本方面與這些國家和地區有著明顯的或根本的區別，最根本的區別是社會制度不同，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同。中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東亞模式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最后，中國的發展模式也不同于蘇聯模式。蘇聯模式在歷史上曾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后來其弊端突出，經濟上缺乏生機與活力，政治上缺乏民主，文化思想領域缺乏自由的氛圍。中國模式是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全新模式，從根本上說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即蘇聯斯大林模式的揚棄和創新。
九、中國共產黨開辟的和平發展道路是對世界大國崛起模式的重大創新
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為適應世界和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作出的戰略抉擇，是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和富民強國、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的戰略抉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面臨著多方面的繁重建設任務，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為此，毛澤東把緩和國際局勢和創造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環境，作為新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同時宣布：“我們的民族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1］344此后，雖然中國經歷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爭和中印、中蘇邊境武裝沖突，但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立場從未改變。為了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新中國的外交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并鮮明地提出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這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孤立和遏制，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國際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理論與實踐中極大豐富并發展了和平發展思想。鄧小平的和平發展思想強調：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這既對中國爭取和平、促進發展提出了重大任務，也為中國爭取和平、促進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威脅著世界和平，爭取和平環境和實現和平發展就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鄧小平強調：“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8］158這些重要思想，使中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準確定位、善于自處，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也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注入了強大的中國動力。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曲折發展，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和深化了鄧小平的和平發展思想。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面對新的國際形勢，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繼續積極發展對外關系，努力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堅定力量。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周邊環境。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今后中國發達起來了，也永遠不稱霸。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各國人民的福祉，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八大期間，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加快推進，中國快速崛起。國際社會在給予廣泛贊譽的同時也不時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面對新形勢，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加明確地提出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2003年12月26日，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第一次闡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他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12］647。2004年4月24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04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胡錦濤首次面向世界闡述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命題。他指出：“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同亞洲各國共創亞洲振興的新局面，努力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13］2005年10月，胡錦濤在第七屆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全面闡明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時代內涵，他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平的發展，就是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己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14］此后，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重申：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原有的世界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敗壞中國的國際形象，試圖干擾中國發展。面對復雜的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意志堅定不移，并對和平發展道路作出了新發展。2013年1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鄭重重申：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我們黨始終高舉和平的旗幟，從來沒有動搖過。”［15］2014年3月28日，習近平主席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在柏林發表演講，闡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和和平外交政策。他在講話中特別對指責中國“國強必霸”的邏輯進行了批駁。他指出：“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當今世界，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老路還能走得通嗎？答案是否定的。不僅走不通，而且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只有和平發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16］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闡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大意義，強調各國人民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17］41。
在中國共產黨和平發展思想的指導下，我國成功走出了一條和平發展道路，實現了和平崛起。縱觀世界歷史，世界上的大國崛起之路，罕有不經過戰爭而實現的。從15世紀末以來的500年里，以葡萄牙海上帝國為開端，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和俄羅斯與蘇聯先后成為了全球超級大國，這些國家或者進行爭奪霸權的戰爭，或者進行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通過戰爭而崛起成為普遍現象。現在，中國以14億人口的規模，通過自身堅持不懈的艱苦奮斗，通過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和平崛起。這樣一條全新的道路，拋棄了歷史上大國武力崛起、國強必霸的舊模式，這不僅是現代化史上的奇跡，也是世界史上大國崛起模式的重大創新。
十、推進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是黨的理論和黨的建設的重大創新
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并先后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新課題，為我們黨和國家前進提供行動指南，這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創新，而且也是黨的建設的重大創新。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之所以能夠作出一系列重大創新，根本原因就是高度重視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不斷推進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
在民主革命時期，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之后，毛澤東為回答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新問題，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和與時俱進。毛澤東指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0］109他舉例，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他強調：“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10］109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辛探索，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推進了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使毛澤東思想實現了與時俱進。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后，鄧小平認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必然會出現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預想不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我們“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8］291。鄧小平指出：“我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大黨，我們自己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按照實踐的發展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前進，我們的工作還能夠做得好嗎？我們講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就成了說空話嗎？”［5］181所以，鄧小平強調：“深入研究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答案，這將是我們思想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對毛澤東思想的真正高舉。”［5］179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繼毛澤東思想之后，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的歷史新篇章。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面對世界風云變幻和我國發展出現的困難，江澤民指出：“時代在前進，形勢在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18］560，“創新就要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19］538，“與時俱進，就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能否始終做到這一點，決定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19］537。他認為，堅持與時俱進，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要譜寫新的理論篇章，既要發揚革命傳統，又要創造新鮮經驗。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銳意創新，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黨的十六大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緊抓住和用好進入新世紀我國發展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大力推進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胡錦濤指出：“黨和人民的實踐是不斷前進的，指導這種實踐的理論也要不斷前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關鍵是要及時回答實踐提出的新課題，為實踐提供科學指導”。［20］他強調：“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全黨一定要勇于實踐、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把握時代發展要求，順應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永葆黨的生機活力，永葆國家發展動力，在黨和人民創造性實踐中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7］7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再次推進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要求，高度重視理論創新和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21］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進行了艱辛理論探索，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的歷史給予我們極大啟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我們黨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壯大，之所以能夠帶領人民創造舉世矚目的偉業，“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終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的與時俱進”［22］。以此觀之，世界上眾多的政黨包括一些共產黨在內，要么黨的指導思想陳陳相因、長期不變，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要么黨的指導思想缺乏固定的核心內容，變動頻繁，不能保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其結果都將導致黨的指導思想不能對實際工作提供行動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指導思想一脈相承基礎上的與時俱進，這既是我們黨能保持創新活力的根本原因，又是對黨的建設本身的重大創新。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史不愧為一部輝煌的創新史，中國共產黨不愧為一個創新型政黨。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的黨，通過自身的創新引領中國的創新，中國的創新成為了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百年大黨常盛不衰充滿活力的奧秘，也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迅速崛起具有無限生機的奧秘。
（作者：龐元正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原主任、教授，中共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名譽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