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回顧黨的理論百年探索走過的光輝歷程，能給我們很多的重要啟示。
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探索的起點。
一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是黨的理論百年探索的第一個重大成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了正確道路。
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最大困難，就是要在一個農民占主體的東方大國進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穩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這一歷史性難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過。列寧在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后，通過共產國際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給予了積極指導。這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理論探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在列寧逝世后不久，那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錯誤傾向，逐漸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內，給大革命后期到遵義會議之前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探索帶來了嚴重損害。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邁出的決定性一步，是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逐步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中國革命道路。這是突破教條主義思想束縛、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關鍵一步，也是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進行理論探索的關鍵一步。此后，毛澤東同志于1930年5月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針對教條主義響亮地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形成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雛形。從1927年10月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1928年秋形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到1929年12月形成古田會議決議，再到1930年1月和5月相繼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這一進程揭示了一個道理：沒有創造性的革命實踐，就不可能產生創造性的革命理論；沒有沖破教條主義思想束縛的創造性的革命理論，也不可能有創造性革命實踐的蓬勃發展和最終勝利。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標志著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黨內重大問題的開端，也標志著全黨獨立自主進行理論探索的偉大思想覺醒。然而，由于革命斗爭異常艱苦，又由于教條主義錯誤有著特殊復雜的國際背景，全面清算教條主義錯誤影響的延安整風直到全民族抗日戰爭中期才正式開始。但在此之前，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即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清算教條主義錯誤的工作，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伐。這就是1937年夏毛澤東同志《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發表，1938年10月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正式提出。
第一，重新確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和知行統一觀。既然教條主義的基本特征是以主觀與客觀相割裂、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因此使黨的理論探索走上正確軌道的第一個突破口，就是通過《實踐論》確立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根本原則。毛澤東同志指出：“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正如《實踐論》的副標題所表明的，這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哲學基石的科學著作，所要著重闡明和解決的是“知和行的關系”，確立知行統一的觀點。《實踐論》最后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第二，重新認識和處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教條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過分強調普遍性原則，忽視以致代替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教條主義無限夸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具體論斷，無限夸大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的某些具體政策和經驗，不顧時代、國情、時間、地點、具體對象的變化，錯誤地將普遍性凌駕于特殊性之上，甚至用普遍性取代特殊性。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通過闡述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的關系，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了正確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他還深刻地指出：人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存在著一個緊密聯系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同志對教條主義者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于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并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由此確立了一個重要原則，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應當首先從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入手，從對特殊性的把握上升到對規律性的認識，不斷實現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這兩個認識和發展真理過程的良性互動。可以說，實踐第一的原則，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認識論基礎；從矛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則，又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第三，創造性地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確道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確立了，從矛盾特殊性入手的方法解決了，接下來就是怎樣認識中國實際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緊密結合起來。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著重闡釋了這些問題。鑒于教條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言必稱希臘”，對自己的事情則不甚了了，隔斷了馬克思主義同本國歷史文化、本國革命具體運動的關系，毛澤東同志向全黨提出了三大學習任務：一是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二是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三是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他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關于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他指出：“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關于系統研究中國歷史，他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
關于系統研究中國革命運動，他指出：“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于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毛澤東同志看來，做到了以上這些，就能夠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上大大向前邁進一步，也就能夠真正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后來的歷史證明，正是以上對教條主義的清算，使得毛澤東思想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軌道迅速發展，并得到多方面展開，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理論。特別是在延安整風徹底清算教條主義錯誤、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指導思想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新階段，并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充分展現了黨的創新理論的思想偉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偉大的實踐，標志著中國已經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比較系統地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理論的開端。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要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向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順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思想也進一步得到了豐富和發展。
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黨的理論探索面臨新情況，肩負新使命，進入新階段。鄧小平理論的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與接續發展，成為黨的理論百年探索的第二個標志性成果。
當時面臨的歷史性課題，同我們黨在1956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面臨的課題，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破除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迷信，破除對僵化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束縛，探索在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這同樣是前無古人的偉大探索、偉大創造。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基礎、積累了重要經驗、提供了理論準備。
同時也要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的理論探索又是全新的。一是要從“文化大革命”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思想中徹底解放出來，實現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平反長期積累的冤假錯案，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進創造條件。二是要徹底革除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實行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三是要緊跟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世界步伐，努力縮小正在拉大的高科技和金融產業等領域的國際差距，大膽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這三個方面歸結在一起，就要在重新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礎上，著力推進理論創新，通過改革開放，探索出能夠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整套體制機制來。
在我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在國家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中逐步建立起來的。這種計劃經濟體制，適應了當時集中力量建立工業化基礎，是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科技、現代國防實現從無到有轉變的迫切需要。盡管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中，就提出要獨立自主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號召。但是，任何一種體制機制問題，總有一個變化、積累和暴露的過程。不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對其問題有充分和深刻的認識的。況且，這種狀況反映到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觀念上，將計劃經濟手段誤以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等片面觀念根深蒂固，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而到了改革開放歷史任務提出之時，我國已經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之不相適應的矛盾，也隨之充分暴露出來。對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并相應地實現思想觀念的解放，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需要研究解決的重要任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
這一偉大覺醒的起點，新時期黨的理論創新的開端，正是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里所說的解放思想，指的是從長期嚴重束縛人們思想的社會主義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從長期以來“左”的錯誤指導思想中解放出來。這又回到了毛澤東同志當年探索中國革命時反復強調的重要命題，鄧小平同志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解放思想的過程，既是打破思想束縛的過程，也是大膽探索、開辟新路的過程。因此，這一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改革開放起步同全面撥亂反正緊密結合。實際上，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就會打開一片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新天地，正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一時期，農村改革率先取得成功，有力地推動了改革大潮向城市縱深發展；興辦深圳等經濟特區初見成效，有力地推動了對外開放從沿海向內陸拓展。與此同時，以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志，全面撥亂反正勝利實現。這兩個方面匯為一體，形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一個理論創新成果，這就是該決議最后一部分“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所總結的十條經驗。這一部分，科學分析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思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提出社會主義必須建設高度物質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思想；提出社會主義根本任務是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思想；還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的科學論斷。這些思想，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全部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創造性實踐的科學總結，成為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雛形。
正是有了如此厚重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探索的歷史積淀，又高度凝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的積極理論成果，鄧小平同志才能夠在1982年9月1日黨的十二大開幕詞里鄭重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他還強調：“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
從此，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黨的理論探索，有了鮮明的主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有了唯一正確的道路指引和理論指引。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本身，繼續了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明的探索正確道路的科學方法，從矛盾特殊性入手，同時揭示其背后的規律性和普遍性。
此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造與理論創新，以五年一次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標志，呈現良性互動與加速發展的趨勢。黨的十三大，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概括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并形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黨的十四大，在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引下，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式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提出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五大，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走戰略作了具體規劃，并對公有制實現形式、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了系統的闡述。與此同時，圍繞推進祖國統一大業，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為在1997年和1999年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鋪平了道路；圍繞跨世紀發展，又提出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等。以上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與實踐，確保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跨世紀發展能夠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趨利避害、乘風破浪。鄧小平理論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解答和重大理論創新，推動著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深化。這也是黨的理論探索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適時提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明確要努力解決“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兩大歷史性課題，并在黨的十五大明確新時期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目標。在此基礎上，又系統總結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一系列認識上，實現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把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推向了一個新境界，是黨的理論探索的重大成果。
進入21世紀后，特別是在黨的十六大開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征程后，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沿海與內地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生態資源對發展的硬約束問題日益凸顯。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又成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著力解決的突出問題。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應對非典疫情的實踐中，在改革開放經驗的科學總結中，形成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深刻分析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的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強調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努力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實現各方面事業有機統一、社會成員團結和睦的和諧發展，實現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的和平發展。科學發展觀是黨的理論探索又一次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重大理論創新成果，使我們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水平。
三
以黨的十八大為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黨的理論創新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其標志性成果，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
新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時代發展與思想引領相互促進、交相輝映。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也是一個能夠展現思想偉力而且迫切需要以理論創新、理論引領打開新局面的時代。正是在奮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進程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應運而生。同時，正因為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發展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時代課題，這就是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圍繞這個重大時代課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黨治國理政新境界、管黨治黨新境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正本清源、全面加強黨的領導中創立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無論哪個領域、哪個方面工作，無一不是從加強黨的領導抓起，最終落腳在強化黨的建設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一系列舉措，澄清了以往的模糊認識，強化了黨的領導和黨中央的權威，從根本上扭轉了黨的領導弱化的狀況。
第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全面從嚴治黨、嚴懲腐敗中創立的。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以頑強的斗爭精神、補天填海的氣概，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正風肅紀反腐，挽狂瀾于既倒，逆轉了多年形成的“四風”慣性。全面從嚴治黨從中央政治局立規矩開始，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破題，從“打虎”“拍蠅”的反腐攻堅戰率先突破，嚴明黨的紀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解決“燈下黑”，打通“中梗阻”，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沖破利益藩籬，鏟除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有力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實踐充分證明，把全面從嚴治黨擺上戰略布局英明正確，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校正了黨和國家事業前進的航向，使黨經歷了革命性鍛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實現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過程中創立并不斷豐富發展的。
第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創立的。經過一段時期的探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系統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通過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形成了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軍令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使我們黨的長期執政水平進入了一個新境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深邃思考、深刻總結，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懈探索、砥礪前行中創立并不斷豐富發展的。
第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創立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為了緊緊抓住并處理好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我國發展經驗，準確把握世界發展大勢，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把它作為轉換思想的新理念、推動工作的指揮棒，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頂住巨大風險壓力、攻堅克難中上了新臺階，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民主政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
第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創立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穩步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中國理念、中國發展、中國方案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廣泛關注和贊譽。同時，中國強起來以后，會不會重蹈“國強必霸”的覆轍，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要話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中國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正確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習近平總書記還首先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并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決反對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把握世界發展大勢、應對全球共同挑戰、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創立并不斷豐富發展的。
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成為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行動指南，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這是一個歷史性決策和歷史性貢獻，體現了黨在政治上理論上的高度成熟、高度自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旗幟，是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根本指針，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2018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鄭重地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憲法，實現了國家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全社會共同意愿。
黨的十九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又在民族復興強起來的征程中取得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成就，矗立起一座座精神豐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徹底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圓滿實現；中華民族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十四五”規劃啟動為標志，正在滿懷信心地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一切，繼續彰顯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思想偉力與實踐偉力。
四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立足點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相融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有效途徑是“三個不斷”，即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
不斷深化認識，是理論創新的基本前提。如果思想僵化了、停滯了，甚至偏離了正確政治方向，就會犯顛覆性的、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告誡全黨同志要“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不斷總結經驗，是理論創新的根本途徑。總結經驗的大忌有二：一是淺嘗輒止，浮于表面；二是虛夸浮夸，“工作干得好，不如總結搞得好”。總結好的經驗，必須靠真抓實干，必須靠真正解決問題，必須靠實踐創新。
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是理論創新的最佳狀態和最高境界。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要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贏得主動，要在新的偉大斗爭中贏得勝利，要在偉大實踐中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就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國家未來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問題，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
我們要珍惜并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能夠展現出更加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
（作者：李 捷 中國史學會會長）
